因為八八風災，我看到有一個人，他是真正關心土地、而不是關心權力的人，因此和齊柏林變成朋友。

看到他抵押了房子，我認為他決心強到這個地步，這個人如果我們讓他自己很孤單的，去完成他一個人的使命，可是其實完成的是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的答案、都需要的影片，那台灣這個社會就太無情了，所以我希望能夠幫他的忙。

然後《看見台灣》他成功了，在還沒有完全播出前我還很緊張跟他說：「你為什麼要走商業院線，你難道不知道商業院線會被片商抽走大多數的錢嗎？這麼多人支持妳不是為了讓他們賺錢，是希望你可以持續你的工作」，我還教訓了他一頓。後來他寫信給我，提到當時我對他那一番警示性的言語，所以他就開始每一次在電影映後座談，坐在那邊跟觀眾交流，因為他整個電影的目的還是想要做公民的教育。

有些故事好像必須用悲劇結束...，他是一個在高空飛翔的人，不只是拍攝電影，包括他的眼光、他的理想、他的高度。我們可能不會再有第二個齊柏林，我們永遠失去了他，但是我們不要忘記，他曾經給我們的典範！

（摘錄自專訪影片）